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要打击犯罪，在降低犯罪率方面新加坡有着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，虽然这些做法饱受批评，但它们的确行之有效。在新加坡犯罪成本是很高的，罪犯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，也失去了社会的信任，有过案底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是很难生存的，本地电影《三个好人》中有这样一句话“法官判我三年，社会判我无期”，这句话相当经典地描绘了新加坡有前科人的艰难处境。 

对于政府官员来说，事情就更加严重了，犯事者的非法所得充公，并遭到社会的唾弃，80年代一位部长收取500万人民币的事情被揭发，这笔钱在八十年代相当于几千个政府底层公务员的一个月的薪水，这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政府公务员受贿案中涉及金额最高的一个。这样的案件在新加坡历史上并不多见，因为凭借这些公务员的个人能力想赚到钱并不难。就拿那位部长来说，他本身是建筑设计师，要想赚到这个钱并不难，畏惧社会的压力最终选择了自杀。

对于那些不在乎名誉的人，法律为他们准备了另一套的制裁方案，其中最出名的是高额罚款。罚款的金额通常介于几千人民币到两万多人民之间，但这并不是说在新加坡生活需要小心翼翼，对于不严重的小错误，一般政府不会动用法律来制裁，只有当这个人非常过分地触犯了条例才会被制裁，比如你丢一样垃圾，不会有人管你，但是你把垃圾弄得到处都是，就准备接受法律制裁吧。经济制裁甚至会导致犯人破产，破产者的档案被归入穷籍，这些人出国或购买奢侈品都需要通知政府。

如果罚款不管用，鞭刑将让犯人记住他们所犯下的错误。这种残酷的刑法会将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，一个十多岁的美国小孩曾经尝到它的滋味，尽管克林顿总统亲自求情，法官还是打了这个孩子。并以此警告西方人，来新加坡就要遵守新加坡的法律。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，我在新加坡生活的十年间，先后有几个西方国家的人被判处绞刑，他们触犯了毒品条例。亚洲许多国家的毒品条例中都写明了携带毒品入境可以判处死刑，但是敢拿西方人开刀的国家并没有几个。 

最后对于那些灰色的地带，政府采取疏导的方式，政府建立了国有的赌博机构，把赌博赚来的钱修建公共设施。一方面打击了私赌，一方面把那笔资金用在了建设上，总比他们输在其他国家好。也设立了国家放债机构，收取一定的利息，打击高利贷。